试论姚崇为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发布时间:2021-05-15 10:18:00 点击:

试论姚崇为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沈天鹰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历史是人造就和书写的,尤其是史料记载其言行事迹较为丰富,在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更是后世政治家“见兴替”与“知得失”的重要借鉴和参考。姚崇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历史政治人物。他在唐高宗及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和唐玄宗各朝,曾多次被皇帝委以重任,《旧唐书》和《新唐书》巾都记载了诸多关于姚崇为政的史料。作为开创“开元盛世”局面的主要政治家之一,姚崇为官为政的言行作为,究竟体现了他怎样的政治思想以及精神、智慧、态度、情怀,进而,对今天的为政为官者有什么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将对其进行论述。

一、“为政以德”的儒家思想

《论语·为政》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可见,儒家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姚崇所生活的时代,唐王朝正处于上升阶段。作为士大夫一员,他浸润于儒家思想,加之贞观之治遗留下了治世的楷模,又经历过人所称道的永徽之治,更亲身参与了武则天的文治武功,还体验了中宗腐败政治给国家带来的灾难。他以儒家经世济民思想为己任,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目光,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并在开元二年,姚崇被任命为紫微令时,提出了他的为政思想,并总结概括五篇劝诫短文:《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和《冰壶诫》。“五诫”不仅行文精炼、态度明确,而且,借物言志,形象生动,既向皇帝表明了自己为政自律的道德追求,又直截了当地告诫提醒着群僚下属。以《冰壶诫》为例,姚崇把儒家所推崇的所谓“君子”比作古代用以盛冰的玉壶。由于玉质盛器与所盛之冰均既清且明。所谓“内怀冰清,外涵玉润,此君子冰壶之德也。”无论在朝为官,拟或为政一方者,均应具有“洞彻无瑕、澄空见底”的胸襟。至于“玉本无瑕,冰亦至洁,方圆相映,表裹皆澈,喻彼贞廉,能守其节”。笔者认为,姚崇不仅假借冰与壶作为品格高洁的象征,借物寓意、抒发感怀,更生发出追求“方圆相映”的健全而非单纯人格之意。接下来,文中又列出反证:“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岂异夫象之有齿,以焚其身;鱼之贪饵,必曝其鳞”,生动地揭示了贪腐最终的危害。姚崇不只是在文中对“浊富”与“清贫”的两个选项,作了明确无误的回答,而且,直到晚年,他仍勤于政务却不置私宅,仅寓居在京城长安的罔极寺内,甚于患病而卧床不起,这是姚崇以实际行动对《冰壶诫》最好的诠释。《执秤诫》是“五诫”之首。所谓执秤者即执政者,掌握天下执衡之权。此时的姚崇已深谙执政要务,在《执秤诫》中告诫世代为官者,无偏无党,以公灭私。他提出“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师”,充分阐明了其治国安邦的思想理论基础,即倡导和追求“执衡持平”、“为政以公、毫厘不差”、“存信去诈,以公灭私”的吏治理念。长久以来,儒家推崇“信”与“公”,“信”与“公”就是“德”的现实表现。唐睿宗时,时任中书令的姚崇联合侍中宋琮,以《执秤诫》为则,努力革除中宗吏治乱局:一是“清除积顽”,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和众多利益既得者的强烈反对,先后罢免了数千名“斜封官”。据《资治通鉴》卷二。九载:中宗时期,太平公主等权贵,大肆受贿,为人谋官,不管是屠夫酒肆之徒,还是奴婢之流,只要送上30万钱,就能绕开吏部的考察,直接得到由皇帝亲笔敕书任命的官位,史称“斜封官”。姚崇努力斩断着卖官鬻爵这一导致吏治腐败的根源。二是“裁冗选才”,姚崇大力整顿超编的吏部候补官员,通过公正的考试,从逾万人中遴选出不足两千人加以录用。虽然后来姚崇遭贬,吏制改革行事未尽,但他凭“志守公平,体兼正直”之心力推吏制改革,仍被朝野尤其是社会百姓所广泛认可和称道。《唐会要》卷六十七记载了当时的民谣:“姚宋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吲姚崇在《执秤诫》认为,为官只有“心苟至公”方可“人将大同”。长期以来,我党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提出要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中的廉政文化精华,即执政者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姚崇的“五诫”集中体现了姚崇的为政思想及其倡廉主张,表露了他所追求的道德品格和思想境界,而其开创的“邪不如正”的为政局面和社会共识,对于我们的反腐倡廉和干部队伍建设依然有着深刻的警示与借鉴意义。

二、“坚持真理,敢于担当”的政治勇气

据《大唐新语·卷三》,为促使女皇武则天彻底废除酷吏制度,姚崇以夏官侍郎之职,不顾官微言轻,冒着罢官、下狱甚至杀头的危险,动情地向女皇进言:“自垂拱以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诬而死。告事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灭凶竖,朝廷宴安。今日己后,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吏无反逆者。”如此大义凛然地申述酷吏制造冤狱真情,并以自己官职、性命及一门百口,担保朝中文武百官无人谋反,这是何等的政治担当。女皇深受感动,终于下决心废除严刑峻法,稳定了武周政局。再据《旧唐书·姚崇传》,开元四年,山东等地发生大面积蝗灾。迷信的百姓一味设祭膜拜,却不敢捕杀蝗虫,任由蝗虫嚼食禾苗。许多官员也纷纷主张以修德祈福来消灾去难。玄宗犹豫不定,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此刻,宰相姚崇当机立断,力主灭蝗。他不仅以史为例上奏玄宗:“《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日:‘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他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灭蝗的方法:“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蝗乃可尽。”同时,向地方派出御史督促灭蝗。然而,百官依旧疑惧不安,黄门监卢怀慎道:“凡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杀虫多,必戾和气。愿公思之。”姚崇却回答:“⋯⋯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诿公也!”再有汴州刺史倪若水奏:“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更深。”仍拒灭蝗。姚崇大怒批驳:“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如此强硬又不失巧妙的回击,警告了倪若水有污蔑皇帝不德之嫌。姚崇以果敢与担当平息了朝野对灭蝗的争论,倪若水竞也积极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入汴渠不可胜数。以上姚崇“清吏治”与“灭蝗灾”的史料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优秀的执政者,应当如何凭借自身的才学能力、过硬的工作作风以及良好的沟通技巧,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开启全面深化改革历史任务当下,我们共产党人更应凭借洞察真相的睿智,以坚持真理、敢于担当的鲜明品格,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

三、“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的高超政治智慧

前文“灭蝗灾”中,姚崇给玄宗的奏文既包含“前车之鉴”,又禀明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对反对者出言强硬而巧妙.无不显露出姚崇的才学和睿智。姚崇真正的“大智慧”,则首推著名的“十事建言”。玄宗即位之初.接手的是中、睿二朝八年以来混乱动荡的政局,准备启用已64岁的姚崇为宰相。然而.老道的姚崇没有当即接受任命。他要知道玄宗锐意进取、励精图治的决心有多大,于是一揽子提出了“十事建言”,包括:1.实行仁政,废除严刑峻法;2.息兵休战,不求边功;3.法行自近,公平执法;4.宦官不得干政;5.拒绝租赋外的贡献;6.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官;7.礼待朝臣;8.虚怀纳谏;9.不再增建道观、佛寺;10.以两汉外戚专权为鉴戒。“十事建言”不仅简单明了,而且易于实施,更易于监督和评判。行文不过二百余字。却都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玄宗闻后热泪盈眶,当即全部采纳,君臣达成了共识。玄宗委以大权,从此,姚崇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开元初年的大唐帝国面目一新。按《旧唐书》的记载,“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在姚崇的推动下,盛世之门已然开启。姚崇把治国理政的大道理具体化为制定政策的约束以及执行政策的规范,并在一次君臣对答之间就促使皇帝全盘接受,充分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我国的改革已走过三十多年历程,当前正处于进人深水区和攻坚期。较之以往,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这一点已达成全民共识。如何依靠人民.调动人民共同投入到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之中,并凭借坚强政治定力,坚定政治方向,切实可行的方法策略.来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上这些无不是对执政者高超政治智慧和积极应变能力的巨大考验。

四、“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

唐代社会佛道并兴。许多突发而事件因一时无法明究原因而常常与各种宗教迷信联系起来,进而迷惑了许多人的思维判断。然而,作为以求真务实态度研判局势的少数人,姚崇往往却以不为表象所惑。据《旧唐书.姚崇传》,开元五年正月,玄宗将要巡幸东都洛阳,而此时太庙发生大规模倒塌,玄宗询问应对之策,群臣答道:“今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做诫。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翻实情是,初春正值关中粮荒,皇室巡幸东都洛阳,将大大缓解关中运粮压力而施惠于民;另外,前不久,太庙部分房间已出现了崩坏险情,所以,姚崇有充分的理由反对众臣意见,把实情向玄宗奏告:“太庙殿本是苻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庙故殿。改造此庙。岁月滋深。朽蠹而毁。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木朽而摧。偶与行期相会。不是缘行乃崩。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陛下为关中不熟。所以为人行幸。”玄宗极为满意,不仅赏赐了姚崇,还诏令有关部门按姚崇所说的办,于是东巡洛阳成行。据《旧唐书.姚崇传》,当时佛教盛行,贵戚竞相营建佛寺,滥度僧尼,社会上“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很多富户强丁也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徭役。佞佛已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巨大灾难。姚崇反对当时朝野上下过于沉迷佛教,乃至大肆修建佛寺,劳民伤财,影响国计民生。姚崇执政后,曾劝诫玄宗,阐述了“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的理念。姚崇利用佛教理论和信仰规谏当政者造福民众、抚慰苍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佛理”。在姚崇的建议下,开元年间,朝廷沙汰僧人一万二千多人,还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社会和百姓都由此趋于安定。晚年的姚崇在安排处理身后之事时,表现得更加真实坦荡。据《新唐书·姚崇传》,姚崇推崇先贤薄葬的做法,在给子孙的遗令中写道:“昔孔丘亚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以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于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同时,他更指出妄信佛道就是愚惑人心,“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溺于小说,惑于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最后他总结为生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念经和叩拜佛像的行为其实无实现意义。从虚妄的“天人感应”到佛家的“因果报应”,再到“侍死厚葬以求来生”的弊俗,姚崇不盲从,不妄信,面对“无益之枉事”、“追福之虚谈”,表现出始终如一的“求真务实”作风。

五、发自内心的人文情怀

据《旧唐书·姚崇传》,中宗复位之际,武则天已移居上阳宫,中宗率百官上朝,王公之间相互庆祝,只有姚崇独自流涕。同僚提醒他说:“今岂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翻姚崇却不掩饰自己对武则天的同情,公开表示出一个忠臣对旧主的应有之义!他说:“比与讨逆,不足以语功,然事天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终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当日,姚崇即被贬为亳州刺史。无独有偶,据《旧唐书·宗室传》,玄宗登基复起姚崇为相,姚崇竟然又面对极为相似的场景:李唐宗室新兴王因随太平公主作乱而获死罪,新兴王伏诛之际,幕僚故吏唯恐惹祸上身,纷纷奔散而去,只有一名小官吏李挥对旧主心存忠义,从哀哭丧,尽人臣之礼。姚崇闻听此事,不禁赞叹李挥是栾布、向雄一样的忠义之士。七年前姚崇因故遭贬,而这一次,李挥却被姚崇擢升任用。宫廷政治斗争残酷无情,身为人臣谨小慎微犹不为过。所以,当感同身受的姚崇面对失败者表现出这种人文情怀之时,在当时的思想政治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

六、结语

往事越千年,历史几度兴替,中国人自古心怀盛世情结。正如2013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共筑“中国梦”,我们在全面解读这一充满着厚重历史底蕴的时代命题之时,从造就“开元之治”的首功之臣姚崇.以及许许多多古今中外重要人物的成败得失中,可以充分发掘、深刻体会到其中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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