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洛阳

发布时间:2018-10-20 10:50:00 点击:

范仲淹与洛阳

□王建立 宋赞斌 文/图

2018-10-19 洛阳日报 掌上洛阳
         
       嵩高发灵源,北望洛阳注。

清流引河汉,白气横云雾。

英雄惜此地,百万曾相距。

近代无战争,常人自来去。

北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范仲淹担任陈州(今河南淮阳)通判期间,与同在洛阳为官的欧阳修、钱惟演、谢绛、尹洙、梅尧臣等名士发起了诗文革新运动。这年春天,范仲淹和欧阳修、梅尧臣等从洛阳出发,同游中岳嵩山。他们一道游览了曹操与袁绍当年争夺激战的公路涧,以及拜马涧、玉女窗、天门、三醉石、峻极寺等名胜古迹。范仲淹登高望远,饱览中原壮丽景色,满怀深情地写下了《和人游嵩山十二题》,抒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之情。本文开篇便是其中的一首。

另传,范仲淹当年离开山东长山朱家,曾流浪到河南府(今洛阳)龙门南伊川彭婆镇东北的铁角寺寄居,砍柴之余,常常在寺内的学堂外伫立听讲,过耳成诵,感动老僧,后在老僧慷慨资助下于铁角寺苦读诗书,还留下了“一窖白银报僧恩”的动人故事。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立于洛南彭婆镇原铁角寺的《重修褒贤夫寺碑记》对此有所记载。

众所周知,范仲淹归葬于洛阳万安山南原。除上述游历洛阳嵩山吟诗抒怀及读书铁角寺传说故事外,见诸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范仲淹生平,诸如宋代曾巩《范仲淹传》、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范之柔《范文正公年谱补遗》,以及今人杨德堂《范仲淹足迹录》等,均未见范仲淹生前在洛阳有任职、居住、考察等方面记载。然而,洛阳在范仲淹的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熟知洛阳,关心洛阳,热爱洛阳,最终与洛阳相伴永远。

1 力主营建洛阳

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时任开封知府的范仲淹上书朝廷《论西京事宜札子》(《范仲淹全集》上454页),建议营建西京洛阳。

范仲淹认为,洛阳地势险要,因荒废已久,应该大力营建,以备危急之用。他分析了洛阳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也如实指出了洛阳凋敝残破的现状。范仲淹写道:“西洛帝王之宅,负关河之固,边方不宁,则可退守。然彼空虚已久,绝无储积,急难之时,将何以备?”针对此状况,范仲淹提出了营建洛阳的策略。他说:“宜将以有朝陵之名,渐营廪食。陕西有余,可运而下,东路有余,可运而上,数年之间,庶几可备。”范仲淹在这里把开封与洛阳作了比较,以高超的战略眼光,站在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建言道:“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内惟修德,使天下不闻其过;外亦设险,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长世之策也。”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范仲淹再次上书《乞修京城札子》,除重申上述意见外,又补充写道:“至于西洛帝王之宅,太祖营修,盖意在子孙表里山河,接应东京之事势,连属关陕之形胜。又河阳据大川之险,当河朔、河东会要,为西洛之北门……皆愿朝廷留意,常委才谋重臣,预为大备,天下幸甚。”

范仲淹建议,将洛阳当成第二个汴梁去经营,厉兵秣马,做好充足准备,一旦汴梁有事,就可以暂居洛阳,实施反击。遗憾的是,范仲淹这个高瞻远瞩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奏疏报到朝廷,宰相吕夷简兜头给范仲淹浇了一盆冷水:“此仲淹迂阔之见,务名无实。”说范仲淹提的这个建议只是空谈,借此邀名罢了。此时,距离西夏铁骑蹂躏边关还有4年,距离北宋灭亡91年。

2 建言洛阳简政

北宋于公元960年立国,到仁宗时期,已经六七十年。当是时,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官僚队伍愈加庞大,国家财力入不敷出,人民生活不堪重负,“积贫积弱”局面日渐显现。

范仲淹对此看在眼里,忧在心头。他欲以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入手,减轻人民负担,提振国运昌盛。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范仲淹上疏言减郡邑以平差役:“天下郡县至密,吏役至繁,夺其农时,遗彼地利,是以边廪或窘,民财未丰。”“臣观汉光武朝并合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今欲去繁苛之役,致富寿之俗,当施此令,以宽兆民。”

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范仲淹认为西京洛阳情况更甚。他提出以洛阳为试点,进行机构改革,然后推及全国。

范仲淹在他的改革建议书《论复并县札子》中,以史为鉴,指出了简政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举例说,西京洛阳在东汉时有37万户,置20个县;唐会昌年间,有17万户,置19个县;如今只有5.6万户,依然置19个县。就是说,与汉唐时比较,人口减少了七成,可县份依旧。“县额如旧,吏役不减,安得百姓不困哉!”范仲淹提出具体措施:洛阳所属19县合并为13县,这样,“约计减役人一千五六百户,已放归农,官员亦已省罢讫”。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在上奏仁宗皇帝改革大政方针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第八条“减徭役”中,再次陈述河南府(洛阳)所属县治的具体情况:“巩县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逐县三等而堪役者,不过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数。新旧循环,非鳏寡孤独,不能无役。西洛之民,最为穷困。”那么,怎么样来改变这种现状呢?范仲淹的设想是,参考汉光武时期的做法,派出朝中官员到洛阳着手此项工作,将现有的19个县邑合并为10个,将裁撤的县改为镇。让本道(省)委派一名公职人员主持该镇工作。裁减的公职人员,除了自愿回乡务农者,有意公干者,调整到没有裁减的县里,再把县里雇佣的临时差役,返回到乡村务农。如此这般,一举两得。待到西京合并减员秩序稳定取得经验后,则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一带)施行,然后派员到全国各省推广。

范仲淹的这一改革措施,在仁宗皇帝支持下的“庆历新政”中得以实施。《范仲淹全集》载:“庆历四年六月己丑,省河南府颍阳、寿安、偃师、缑氏、河清五县竝为镇。逐镇令转运司举幕职州县官两员监酒税,仍管勾烟火公事,又析置王屋县隶属河南府,始因参政范仲淹之请也。”

由于庆历改革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在他们的疯狂反扑下,仅一年多时间,就宣告失败,好不容易裁减掉的县邑随即又得以恢复原貌。然而,这一举措毕竟符合时代潮流,有益于江山社稷。在此几十年后的王安石熙宁变法中,范仲淹的这一减政为民改革仍被借鉴沿袭,如隶属河南府的洛阳、伊阙、偃师、福昌、颍阳等诸县等就是在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被撤并为镇的。

3 谢绝洛阳养老

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范仲淹已经是61岁的老人了。是年,他知杭州任上,众多子弟觉得他也有退居之意,就商量着趁此机会,在西京洛阳给他买一所宅院,建为园林,以供他有个安定舒适的居所颐养天年。范仲淹得知后很不以为然,婉拒了子弟的这番好意。《范仲淹全集》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治第树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也。俸赐之余,宜以赒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曾经范仲淹启蒙成为宋学大儒的张载,也与程颢程颐兄弟讲起过有人意为范仲淹购买唐代宰相晋公裴度在洛阳留下来的“绿野堂”而不被范仲淹允许之事。他说:“昔年有人欲为范希文(仲淹)买‘绿野堂’,希文不肯,识道理自不然。”他引用范仲淹的话说,一旦有私心为自己谋取财物,如何能够心安理得?宁使耕坏及他人有之,己则不可取也。

为国为民操劳一生、一直到垂暮之年的范仲淹从未想到过坐享其成使自己再过几年安逸的日子,而是把个人的享乐全部置之度外,想的是把多余的俸禄用来资助急需帮助的人们,这是他“先忧后乐”伟大思想的生动写照。

4 魂归洛阳万安

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范仲淹移任青州。这里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公元1052年)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五月二十日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根据他的遗愿,遗体没有运回原籍苏州,而是葬在他母亲长眠的那块地旁——洛阳南郊万安山下。

关于范仲淹为何葬于洛阳,近年学界有不少说法。有皇帝赐地说、皇亲结缘说等,这些都缺乏史实根据,不足为凭。笔者多年研究认为,其一,万安山南麓一带依山傍水,地势平坦,土质肥厚,自隋代始就成为达官贵人选茔之地,唐代宰相姚崇、张说、裴遵庆、张锡等及其家族成员皆葬于此。此处在西京洛阳郊外十几里龙门附近,距离京城开封也不过三百余里,作为朝廷重臣,范仲淹也是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其二,范仲淹自幼丧父,母亲改嫁,将母亲与生父或继父葬在一起似乎都不合适,只有另起新茔才是范仲淹的最佳选择。况且,范仲淹对母亲一直孝敬有加,感恩不尽,死后永远守候母亲身边是他素有的心愿。其三,范仲淹与唐代名相姚崇皆幼年丧父,随母流寓,身世相同;二人皆身居高位,各有十条改革建言,姚有“开元之治”,范有“庆历新政”;姚崇也是把母亲单独葬于万安山,自己身后陪母墓旁。故姚崇为范仲淹所敬仰,亦依姚崇先例,选茔葬母于万安山而后自己亦长眠于此。而今,范园与姚园阔野毗邻,相望相守,东西相距仅200多米,成为万安山仅存的两处名人胜迹,百代流芳,万世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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